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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研究
来源： 国家课题网
日期： 2020-07-30 16:00:00
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研究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9-03-29作者：刘晓东
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东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类一般课题“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研究”（课题批准号：BAA140011）。课题组主要成员为边霞、黄进、刘晶波、张更立、王浩。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是教育理论的核心问题。学前教育小学化以及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之痛，也是中国教育之病。病根何在？在于不了解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以至于违背这种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而不自知。
该项目试图结合中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梳理现代教育学诞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逻辑环节，探求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教育思想家们所共同持守的教育观念和立场。该项目对教育的自然法进行了深入探究，认为古代中国具有自然教育学与教育自然法的丰厚思想资源，现代教育学体系在中国自有其根，其根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现代教育学体系能否在中国文化中生根？非不能也，不为也。
现代教育学是以儿童的发现为前提和原点的，因而该项目对古代中国人对童年、童心的认识也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倡导以中国的童心哲学为基础，会通西方现代教育学，建设扎根于中国自身文化根系的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该项目还倡导：发现儿童，尊崇童年，建立成人与儿童的新关系，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与文明。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现代教育学发展的历史路线研究；
2.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教育思想家所共同持守的教育观念和立场研究；
3.“儿童的发现”与教育学思想史中的“哥白尼革命”研究；
4.教育的自然法研究。
5.老子“复归于婴儿”、孟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及“王学左派”的童心主义哲学传统与西方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相互会通与相互支援的研究。
（二）研究假设
1.学前教育小学化以及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之痛，也是中国教育之病。病根何在？在于不了解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在于违背这种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而不自知。
2.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是基于对儿童的发现而产生和发展的。现代儿童教育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以儿童为本位，并不是降低教师的作用，而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亟需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学立场和理论，以实现儿童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儿童教育应当以儿童为本，这是顺理成章的。儿童教育应当以儿童为本,这是落实“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国策的重要举措之一。
3.“教育即自然发展”是杜威对卢梭教育学的总结。在杜威看来，“教育即自然发展”是现代教育学的理论内核，是“明日之学校”的理论基础。然而，“教育即自然发展”这一观念在中国学术界并未被完全接纳与吸收，甚至依然遭到一些学者的否定。“教育即自然发展”意味着，人的天性为教育立法，人自身的自然（或天性）是教育必须遵循的自然律或自然法。儿童教育应当尊重儿童自身的自然，应当尊重和遵循儿童天性所体现的自然意志。这其实是现代教育学――儿童中心或儿童本位教育学――的理论依据。
4.该项目试图结合中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梳理现代教育学诞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逻辑环节，探求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教育思想家们所共同持守的教育观念和立场，以期对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做一理论概括和总结。
（三）研究方法
该项目主要使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对现代儿童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进行研究，并探求现代儿童教育思想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所共同持守的教育观念和立场，以期对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做一理论概括和总结。该项目还将结合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当前基础教育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探讨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的中国化问题。
二、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该项目成果按其内容有三个研究系列：1.“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与现代立场的历史与逻辑”研究系列；2.“古代中国人对儿童的发现”研究系列；3.“儿童观”、“童年哲学”以及“跨学科的童年思想史”研究系列。其中，“古代中国人对儿童的发现”研究系列，是为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与现代立场在中国落地生根寻找文化基础；“儿童观”、“童年哲学”以及“跨学科的童年思想史”研究系列，是建设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与现代立场的理论前提和初始的逻辑环节。以上三个系列的核心成果分别介绍如下：
1.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
儿童的成长是合规律、合目的的。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开篇就从“天性”入手，阐述“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的问题，指出儿童的成长是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的展开，而且是朝向“自然的目标”的“内在的发展”。[1]这种思想其实也倒出了童年的本质，即著名的“发现儿童”。这是卢梭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卢梭“自然教育”的秘密。
卢梭的教育观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教育学。在杜威看来，卢梭教育学用一句话表述就是“教育即自然发展”。他这样评价卢梭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他[卢梭]的意思是，教育不是从外部强加给儿童和年轻人某些东西，而是人类天赋能力的生长。从卢梭那时以来教育改革家们所强调的种种主张，都源于这个概念。”[2]杜威自己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显然，杜威所提出的“教育即生长”、所倡导的“儿童中心”思想便渊源于卢梭。
卢梭的“教育即自然发展”和杜威的“教育即生长”这种思想在蒙台梭利那里有更为生动的论述。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儿童都有一位辛勤的教师”，这是一位寄寓于儿童自身的“内部教师”（the inner teacher）。实际上，蒙台梭利是将卢梭所谓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拟人化、人格化，从而彰显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的意志、目的和力量。当然这是自然目的、自然意志在儿童身上的体现。康德和叔本华曾分别对自然目的和自然意志做过深入探究。
蒙台梭利认为，幼小儿童担负着“内部形成（inner formation）的重要任务”，“大自然为了保护儿童免受成人经验的影响而给予能促进儿童发展的内在教师以优先权。在成人的智力能够影响和改变儿童之前，儿童已有机会建筑起完整的心理结构。”[3]透过这些话语可以看出，蒙台梭利是多么看重儿童自身的“自然”（即天性）。教育理论应当认识儿童的天性，应当尊重儿童的天性，应当师法儿童的天性，应当遵循儿童的天性。这是古代中国人“道法自然”观念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教育学的这些现代观念对于中国教育学建设和中国教育改革取向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
儿童的成长是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的展开。我们赞同卢梭、杜威、蒙台梭利等人的这一观点，同时要强调，儿童自身“内在自然”展开的条件却是文化和社会。也就说是说，儿童成长的内部依据是“自然”，儿童成长的外部条件则是社会和文化。卢梭、杜威、蒙台梭利等人从来没有否定这一方面。
卢梭自然教育学的诞生标志着现代教育学的诞生。
2.古代中国人对儿童的发现——童心哲学史论
中国的童心主义哲学有悠远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归于婴儿”、“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到宋代陆氏兄弟“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到明代王阳明的“吾性自足”、“满街都是圣人”，再到明末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和李贽的童心说，童心本体论、童心主义哲学的建设基本完成。尤其是到李贽那里，童心主义成熟起来，而成为具有现代气息的学说。遗憾的是，它与浩浩荡荡地进入那个时代的旧思想旧习惯旧人物有尖锐的、紧张的、水火不容的矛盾与斗争，甚至与当时乃至后世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存在尖锐矛盾，这恰恰是李贽的童心主义发源于它的时代而又高出它的时代的地方。李贽的下狱自戕，标志着童心主义所肩负的中国思想现代转型的使命在中国遭遇挫败。西方现代学说可以对中国的童心主义进行有力的支持和支援，而中国的童心主义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提升西方现代学说。童心主义东山再起，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出力的时代已经到来。
3.研究与发现儿童，尊崇与遵从童年，建立成人与儿童的新关系，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与文明
童年是值得成人向其表达敬意的。儿童身上的天性资源是一切人力资源、人文资源的源头，而成人是童年这些天性资源的继承者。珍视童年的天性资源，挖掘童年的天性资源,不仅能推动教育改革，以及促进教育学理论建设，而且对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政治建设等均具有重大意义。
一批成人艺术家、文学家以及人文学者，尤其以毕加索为代表，发自肺腑地尊崇童年、遵从儿童，自觉接受儿童文化创造的启迪与引领，从而做出伟大的文化创造或思想发现，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示范、引领和启示的意义。童年是贫乏的抑或丰饶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儿童观，从而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观。前者与成人本位的传统教育观相联系，后者催生儿童本位的现代教育学。儿童本位不仅应当是教育原则，而且应当是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向“童年致敬”这一主张，是对单方面尊重成人的那种文化惯性的反动，并非主张单方面尊重儿童。在文化创造和文明发展方面，儿童与成人应当相互承认、相互信赖、相互尊敬、携手偕行。
（二）对策或建议
1.加强儿童观、童年哲学研究，尤其加强对中国传统的童心哲学所体现的儿童观的研究、发现与继承，尊重儿童在教育和教育学中的原点地位，建设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和教育学。
2.现代教育学体系在中国自有其根，其根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只要我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卢梭教育学（即西方现代教育学）为镜鉴，会通中西，使中西思想相互支持、相互支援，则现代教育学体系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深叶茂指日可待；中国的现代教育学体系建设亦可以有贡献于世界。但其前提是，我们要了解现代教育学与传统教育学的根本区别，了解现代教育学的基本观念与根本立场，了解现代教育学的“深层语法”，找准现代教育学的起点，把握好现代教育学的方向。
3.教育学界应当反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主张、认同 “打破儿童自然成长”或类似观念，以至于成为一种教育的文化心理定势；应当认真地梳理一下，中国教育学中还有哪些与“打破儿童自然成长”的主张相呼应的基础命题。中国教育改革要想成功引领教育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解决教育学的这一根本立场问题。而教育改革需要现代教育学作为理论支撑。如果以“打破儿童自然成长”为教育观念的基础，那么，现代教育学就难以在中国扎根。
[1] [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第5-9页。
[2] [美]杜威：《明日之学校》，《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第221页。
[3] [意]蒙台梭利：《有吸收力的心理》，《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任代文主译校，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26页。
[4] 刘晓东：《论儿童教育的古今中西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73-78页。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发表时间：2019-03-29作者：刘晓东
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东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类一般课题“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研究”（课题批准号：BAA140011）。课题组主要成员为边霞、黄进、刘晶波、张更立、王浩。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是教育理论的核心问题。学前教育小学化以及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之痛，也是中国教育之病。病根何在？在于不了解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以至于违背这种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而不自知。
该项目试图结合中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梳理现代教育学诞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逻辑环节，探求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教育思想家们所共同持守的教育观念和立场。该项目对教育的自然法进行了深入探究，认为古代中国具有自然教育学与教育自然法的丰厚思想资源，现代教育学体系在中国自有其根，其根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现代教育学体系能否在中国文化中生根？非不能也，不为也。
现代教育学是以儿童的发现为前提和原点的，因而该项目对古代中国人对童年、童心的认识也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倡导以中国的童心哲学为基础，会通西方现代教育学，建设扎根于中国自身文化根系的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该项目还倡导：发现儿童，尊崇童年，建立成人与儿童的新关系，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与文明。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1.现代教育学发展的历史路线研究；
2.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教育思想家所共同持守的教育观念和立场研究；
3.“儿童的发现”与教育学思想史中的“哥白尼革命”研究；
4.教育的自然法研究。
5.老子“复归于婴儿”、孟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及“王学左派”的童心主义哲学传统与西方现代儿童教育观念的相互会通与相互支援的研究。
（二）研究假设
1.学前教育小学化以及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中国教育之痛，也是中国教育之病。病根何在？在于不了解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在于违背这种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而不自知。
2.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是基于对儿童的发现而产生和发展的。现代儿童教育是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以儿童为本位，并不是降低教师的作用，而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亟需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学立场和理论，以实现儿童教育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儿童教育应当以儿童为本，这是顺理成章的。儿童教育应当以儿童为本,这是落实“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国策的重要举措之一。
3.“教育即自然发展”是杜威对卢梭教育学的总结。在杜威看来，“教育即自然发展”是现代教育学的理论内核，是“明日之学校”的理论基础。然而，“教育即自然发展”这一观念在中国学术界并未被完全接纳与吸收，甚至依然遭到一些学者的否定。“教育即自然发展”意味着，人的天性为教育立法，人自身的自然（或天性）是教育必须遵循的自然律或自然法。儿童教育应当尊重儿童自身的自然，应当尊重和遵循儿童天性所体现的自然意志。这其实是现代教育学――儿童中心或儿童本位教育学――的理论依据。
4.该项目试图结合中国教育现代化面临的问题，梳理现代教育学诞生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逻辑环节，探求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教育思想家们所共同持守的教育观念和立场，以期对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做一理论概括和总结。
（三）研究方法
该项目主要使用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对现代儿童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进行研究，并探求现代儿童教育思想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所共同持守的教育观念和立场，以期对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做一理论概括和总结。该项目还将结合中国教育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当前基础教育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探讨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的中国化问题。
二、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该项目成果按其内容有三个研究系列：1.“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与现代立场的历史与逻辑”研究系列；2.“古代中国人对儿童的发现”研究系列；3.“儿童观”、“童年哲学”以及“跨学科的童年思想史”研究系列。其中，“古代中国人对儿童的发现”研究系列，是为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与现代立场在中国落地生根寻找文化基础；“儿童观”、“童年哲学”以及“跨学科的童年思想史”研究系列，是建设儿童教育的现代观念与现代立场的理论前提和初始的逻辑环节。以上三个系列的核心成果分别介绍如下：
1.儿童教育的现代立场和现代观念
儿童的成长是合规律、合目的的。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开篇就从“天性”入手，阐述“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的问题，指出儿童的成长是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的展开，而且是朝向“自然的目标”的“内在的发展”。[1]这种思想其实也倒出了童年的本质，即著名的“发现儿童”。这是卢梭教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卢梭“自然教育”的秘密。
卢梭的教育观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教育学。在杜威看来，卢梭教育学用一句话表述就是“教育即自然发展”。他这样评价卢梭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他[卢梭]的意思是，教育不是从外部强加给儿童和年轻人某些东西，而是人类天赋能力的生长。从卢梭那时以来教育改革家们所强调的种种主张，都源于这个概念。”[2]杜威自己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显然，杜威所提出的“教育即生长”、所倡导的“儿童中心”思想便渊源于卢梭。
卢梭的“教育即自然发展”和杜威的“教育即生长”这种思想在蒙台梭利那里有更为生动的论述。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儿童都有一位辛勤的教师”，这是一位寄寓于儿童自身的“内部教师”（the inner teacher）。实际上，蒙台梭利是将卢梭所谓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拟人化、人格化，从而彰显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的意志、目的和力量。当然这是自然目的、自然意志在儿童身上的体现。康德和叔本华曾分别对自然目的和自然意志做过深入探究。
蒙台梭利认为，幼小儿童担负着“内部形成（inner formation）的重要任务”，“大自然为了保护儿童免受成人经验的影响而给予能促进儿童发展的内在教师以优先权。在成人的智力能够影响和改变儿童之前，儿童已有机会建筑起完整的心理结构。”[3]透过这些话语可以看出，蒙台梭利是多么看重儿童自身的“自然”（即天性）。教育理论应当认识儿童的天性，应当尊重儿童的天性，应当师法儿童的天性，应当遵循儿童的天性。这是古代中国人“道法自然”观念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教育学的这些现代观念对于中国教育学建设和中国教育改革取向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
儿童的成长是儿童自身的“内在自然”的展开。我们赞同卢梭、杜威、蒙台梭利等人的这一观点，同时要强调，儿童自身“内在自然”展开的条件却是文化和社会。也就说是说，儿童成长的内部依据是“自然”，儿童成长的外部条件则是社会和文化。卢梭、杜威、蒙台梭利等人从来没有否定这一方面。
卢梭自然教育学的诞生标志着现代教育学的诞生。
2.古代中国人对儿童的发现——童心哲学史论
中国的童心主义哲学有悠远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复归于婴儿”、“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到宋代陆氏兄弟“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到明代王阳明的“吾性自足”、“满街都是圣人”，再到明末罗汝芳的赤子之心说和李贽的童心说，童心本体论、童心主义哲学的建设基本完成。尤其是到李贽那里，童心主义成熟起来，而成为具有现代气息的学说。遗憾的是，它与浩浩荡荡地进入那个时代的旧思想旧习惯旧人物有尖锐的、紧张的、水火不容的矛盾与斗争，甚至与当时乃至后世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存在尖锐矛盾，这恰恰是李贽的童心主义发源于它的时代而又高出它的时代的地方。李贽的下狱自戕，标志着童心主义所肩负的中国思想现代转型的使命在中国遭遇挫败。西方现代学说可以对中国的童心主义进行有力的支持和支援，而中国的童心主义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提升西方现代学说。童心主义东山再起，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出力的时代已经到来。
3.研究与发现儿童，尊崇与遵从童年，建立成人与儿童的新关系，建设儿童本位的教育与文明
童年是值得成人向其表达敬意的。儿童身上的天性资源是一切人力资源、人文资源的源头，而成人是童年这些天性资源的继承者。珍视童年的天性资源，挖掘童年的天性资源,不仅能推动教育改革，以及促进教育学理论建设，而且对于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政治建设等均具有重大意义。
一批成人艺术家、文学家以及人文学者，尤其以毕加索为代表，发自肺腑地尊崇童年、遵从儿童，自觉接受儿童文化创造的启迪与引领，从而做出伟大的文化创造或思想发现，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示范、引领和启示的意义。童年是贫乏的抑或丰饶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儿童观，从而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观。前者与成人本位的传统教育观相联系，后者催生儿童本位的现代教育学。儿童本位不仅应当是教育原则，而且应当是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伦理建设、政治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向“童年致敬”这一主张，是对单方面尊重成人的那种文化惯性的反动，并非主张单方面尊重儿童。在文化创造和文明发展方面，儿童与成人应当相互承认、相互信赖、相互尊敬、携手偕行。
（二）对策或建议
1.加强儿童观、童年哲学研究，尤其加强对中国传统的童心哲学所体现的儿童观的研究、发现与继承，尊重儿童在教育和教育学中的原点地位，建设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和教育学。
2.现代教育学体系在中国自有其根，其根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只要我们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卢梭教育学（即西方现代教育学）为镜鉴，会通中西，使中西思想相互支持、相互支援，则现代教育学体系在中国的土地上根深叶茂指日可待；中国的现代教育学体系建设亦可以有贡献于世界。但其前提是，我们要了解现代教育学与传统教育学的根本区别，了解现代教育学的基本观念与根本立场，了解现代教育学的“深层语法”，找准现代教育学的起点，把握好现代教育学的方向。
3.教育学界应当反思，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主张、认同 “打破儿童自然成长”或类似观念，以至于成为一种教育的文化心理定势；应当认真地梳理一下，中国教育学中还有哪些与“打破儿童自然成长”的主张相呼应的基础命题。中国教育改革要想成功引领教育现代化，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解决教育学的这一根本立场问题。而教育改革需要现代教育学作为理论支撑。如果以“打破儿童自然成长”为教育观念的基础，那么，现代教育学就难以在中国扎根。
[1] [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第5-9页。
[2] [美]杜威：《明日之学校》，《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第221页。
[3] [意]蒙台梭利：《有吸收力的心理》，《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任代文主译校，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26页。
[4] 刘晓东：《论儿童教育的古今中西问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第7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