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制度认同与学术发展
来源: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作者:卢晓中
华南师范大学卢晓中教授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制度认同与学术发展”(课题批准号:BIA120068)。课题组主要成员:陈先哲、陈伟、李盛兵、刘志文、周丽华、欧小军。
近十余年来,由于高等教育扩招带来的师资紧缺,大量的年轻人被补充到高校教师队伍中。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4年底40岁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师的比例已超过60%,青年教师已成为我国高校学术人员的主体。而在此时期,也正好伴随着我国学术制度变迁的过程:一种新的以激励学术产出效率为目标、以科研量化评价为手段的学术制度正逐步取代旧有的那种对学术人员缺乏激励的学术制度,并全面影响着我国学术人员的学术发展。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探寻学术制度变迁对高校青年教师这个庞大群体学术发展的影响,是一个理论与现实意义兼具的重要议题。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研究探究在学术制度变迁背景下,不同类型高校的青年教师的学术制度认同与学术行动状况,揭示学术制度变迁对高校青年教师学术发展的影响。研究成果争取能为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学术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和管理提供现实和理论依据,从而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提升高校青年教师的整体学术发展水平。
围绕以上研究目标,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为:
1.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学术制度变迁现状分析。课题将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于中国问题的分析,将理论与本土经验紧密连接起来,并从中国学术制度变迁的实践中提炼分析概念,希望能达到经验与理论连接。
2.学术制度变迁对不同类型大学的组织行为影响。考察学术制度变迁对高校青年教师的影响,不能仅将其放在一个笼统的宏观制度之下进行考察,而必须在辨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大学的组织行为的前提下进行考察。因此,课题研究收集三种不同类型大学的大量相关的学术制度文本并进行分析。
3.不同类型大学的青年教师对学术制度变迁的认同情况调查。本研究从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背景来认识学术制度和学术人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大学青年教师在动态变化的学术制度情境下的心态变化,重点研究大学青年教师对于其所在具体组织学术制度的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与认可度。
4.学术制度变迁下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发展。根据不同类型大学的青年教师的学术制度认同情况,并与他们的学术行动进行联系分析,分析学术制度变迁背景下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发展的方式、成就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高校、个体三方的行动建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质性研究方法。课题组在2013年9月-2014年12月期间,分别选取广东三所不同类型大学(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大学各一所)进行实地调查。课题组成员一致认为,研究某种人群的制度认同与行动选择,测量量表和调查问卷难以得出真实的答案,需要研究者走入他们的世界,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倾听,才能发现更有意义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作出更深入的回答。因此,课题组的研究计划以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为主,并付诸实行。课题研究者以中立身份进入研究现场,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长期呆在研究地点,在田野工作状态下使用现场笔记、访谈、交谈、照片、以及有关备忘录等多种研究手段,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在大学青年教师丰富生动的学术生活场景中去挖掘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并试图寻找他们思想和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原因;通过田野调查,课题组基本做到了全面呈现我国当前学术制度下的高校青年教师丰富生动的日常生活图景,深入细致地再现他们具体的生活细节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对高校青年教师在当前学术制度和文化环境下的行为活动做出了理解、阐释和分析。在调查结束之后,发表了较为丰富的相关成果,基本完成预订计划。
二、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1.本研究对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本土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认为,由于我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文化的存在,传统的“制度-行动”分析框架解释乏力,应当将个体的制度认同加入其中进行考察,形成了一个“制度供给-制度认同-制度行动”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将此框架用于研究实践的检验。
2.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学术制度发生明显变迁,一种以激励学术产出效率为目标,并以学术产出数量、等级与利益分配挂钩的学术制度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全面影响着我国大学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学术发展。
3.国家层面的学术制度变革开始推行之后,经由大学组织的重塑而形成组织层面的学术制度供给,再对大学青年教师产生影响。大学组织的学术制度供给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行两个层面:在制度安排上主要受制度环境影响,遵循合法性机制出台符合国家层面要求的制度;在制度运行上则主要受技术环境影响,只愿意扩散与组织目标相符的制度。因此在制度安排上,不同类型大学都出台了类似的学术制度;在制度运行上,研究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型大学都对学术制度变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扩散,放大了制度激励效果;教学型大学则对学术制度变迁进行了消解,削弱了制度激励效果。
4.不同类型大学的青年教师对所在组织的学术制度的认同偏好存在较大差异: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更偏好于从信念认同的角度来看待具体组织中的学术制度,教学型大学青年教师更偏好于利益认同的角度;教学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则介乎两者之间。
5.不同类型大学的青年教师的学术行动选择受组织推行学术制度变革的强度及其制度认同偏好的双重影响。研究型大学的奖励和惩罚机制都强,其青年教师普遍产生积极的学术行动;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奖励机制强而惩罚机制弱,部分偏好于利益认同的青年教师受到利益激励而产生积极的学术行动;教学型大学奖励机制和惩罚机制都弱,更偏好于利益认同的青年教师无法得到强有力的利益激励,因此难以产生积极的学术行动。
6.我国学术制度变迁的有效机制在于通过“捆绑式发展”的模式,将国家目标、大学组织目标和学术人员个人目标三者捆绑一起,形成利益共谋并产生较强激励,从而促进了学术产量上的整体繁荣。但这种学术制度也给我国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发展带来潜在危机:偏研究型大学青年教师的学术行动多数源于利益激励而非信念认同,提高了学术产量但妨碍了真正的学术创新行动的产生;偏教学型大学青年教师则大多难以从制度中获得利益,学术发展处于边缘化状态。
(二)对策与建议
1.制定学术制度的各级主管部门,应告别指挥棒思维,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确实做到简政放权,落实“放管服”,扩大并落实高校自主办学的权力。这样,高校无须总是按“指标”办学,自然也不会像监工一样催高校教师快出科研成果,高校教师也自然会按照教育规律来调节教学和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分配,高校职能才会得到充分履行,也才能办出人民满意的教育。
2.政府对高校应分类管理,才有利于各类高校合理定位和办出特色。“学术卓越主义”的制度取向导致一些高校被政策制度“卓越”了,并因“被卓越”而获得更多的优越发展条件和机遇,同时也造成了更多其他高校的“被平庸”。事实上,如果不以学术竞赛的标准来衡量所有高校,不同类别的高校各有其竞争标准,会更加有利于激励各高校准确定位,并在各自类别上争取一流,从而制定出适用于不同学校青年教师的学术制度。
3.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让学术共同体真正参与到学术制度变革过程中去。学术共同体为自身订立规则也是世界学术发展的通例,中国学术共同体可以从西方学术建制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经验为自己订立规则。每个个体的大学教师都有责任主动参与学术共同体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怀揣学术使命感并付诸行动,整个学术群体的诉求才会有力度,学术规则才能反映“学术人”的逻辑并得到大家的共同遵守,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学术共同体也才得以形成。只有学术共同体在意识到自身的独特性并为自己设定规则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提高大学青年教师乃至整个大学教师群体对学术制度的认同度,中国学术人也才会真正获得学术自主的条件和资格。
4.无论是高水平大学建设和打造未来的高水平师资队伍,要建立可以安心“十年磨一剑”的学术保障制度。大学青年教师处于学术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更需要获得能够使其专心于学术工作的基本保障,而不是一开始就被置于高强度的激励刺激之中。持续的高强度刺激虽然有可能在短期内使青年教师产出更多的学术成果,但容易使他们过早地产生职业倦怠,影响心态平衡,不利于其长远发展。当前不少研究报告都认为,大学青年教师生存状况较差,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政策照顾和项目支持。但在操作层面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对处于学术锦标赛泛化环境下的大学青年教师来说,提供更多打着资助名义的激励项目和计划,未必是雪中送炭,反而有可能是火上浇油。对于大学青年教师,尤其是有志于“以学术为业”的青年教师,应当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不以考核为手段的基本保障,尽力创造能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学术环境,建立可以安心“十年磨一剑”的学术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