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秦始皇“任法而治”思想产生的影响
　　作者：李万军
　　摘要：以史为鉴，勿忘历史的教训。从始皇“任法而治”的角度来探讨对当政、后世的深远影响，使我们更能清醒的认识到依法立国、依法治国，共建人人尊崇的法制社会的重要性。
　　关键词：探讨；依法立国；依法治国；法治社会
　　一秦始皇“任法而治”思想对秦代社会的影响
　　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所说：“失之在政，非在制也”。《汉书》卷四十九《晁错传》中载：“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惨，刑法暴酷，轻绝人命，致使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意在指出，秦始皇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变为他推行暴政的工具，滥用民力，滥用暴力，使强大的秦王朝顷刻间滑向灭亡。这阐释出专制主义的国家形式本来就是残酷战争条件下的产物，把它根植于和平时期，就难免走向极端。在封建专制主义下，宣言和行动、条文和实际总是存在着距离。尤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些人为了攫取更多的特权，将法律置之不顾。秦统一后，始皇带头波坏法律，随意制定法律，且“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以致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1）又如“其遇民也，若薙氏之殁草，即蕴崇之，又行火焉”。（2）秦始皇已任其所欲“更为法律”，把法律完全当成屠杀人民和自相残杀的工具。在朝野内部，由于言出法随，朝令夕改，使大量的法律成为具文，大臣和官吏无所适从。多数大臣为了获得或巩固官爵，对秦始皇的专制暴虐统治一味迎合，唯皇帝之命是从。《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辅主上之却，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产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诤谏，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又如《索隐》记载：“蒙毅言己少事始皇，顺意因蒙幸，至始皇没世，可知上意。”身为权臣的蒙毅之所以得宠，主要是言行阿顺始皇之意，根本不可能对始皇进谏。因而，秦朝内政中出现了“天下之士，倾耳细听，重足而立，钳口不言，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的局面。（3）所有这些都是秦始皇一手造成的。他统治初期，还能坚持历代秦国国君“缘法而治”的优良传统，“事皆决于法”，使秦完成统一，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然而，他忽视了法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即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
　　二秦始皇“任法而治”思想对后世王朝的影响
　　“法权渊源于皇帝”对此后历代的法律具有明显的、重要的影响。西汉杜周所说：“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事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4）《汉书-宣帝纪》注对这种说法作了补充：“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一切律令皆出自天子，君主是法权的渊源。《唐律疏议》提出：“三才肇位，万象斯分，凛气含灵，人多政首，莫不恁梨元而树司宰，因政权而施刑法。”沈家本：《重刻唐律疏议序》中记载：“唐律疏议卷三十，塘抬委、扬州都督赵国公、长孙无忌等奉敕撰”。可见，自秦开始君主旨意变成唯一的法权渊源后，历二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法制基本上无根本性变化。其次，以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在吸收秦始皇教训的基础上，在严刑苛法方面有所收敛，以收拢民心，维护自己的统治。如汉高祖刘邦攻入咸阳实行《约法三章》以安抚民心。《刑法志》载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元年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令”，文帝十三年，“除肉刑法”。景帝中元二年，“改磔曰弃市，勿复磔”。总的趋势是酷刑有所减缓。又如武德初年，唐高祖李渊便命刘文静等“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为《武德律》。李世民即位后，又一再减轻刑法，命房玄龄等撰定新律，贞观是十一年（637年）颁行天下，名为《贞观律》。它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等。凡削减云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5）与秦始皇不同的是李渊、李世民不仅重视立法，而且重视法律的实施。其一，进一步严格死刑审判程序；其二，要求执法不辅助权贵；其三，皇帝本人也要守法。
　　三秦始皇“任法而治”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李世民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秦始皇“任法而治”思想必定能对建设文明社会提供一些借鉴和教训。首先，法律是一种明确、肯定、普遍的行为规范，是衡量人们行为合法性的标准和界限。李世民说过：“法令不可戍边，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6）即法律必须在一定时期保持自己的稳定性，否则不仅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当今社会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对已实行的法律通过法定程序，不断加以修改、补充或者创立新法。及时调整法律与经济基础和生产发展中不相适应的矛盾，使其能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促进社会的发展。其次，在法家看来，法是公正无私的表现，在商鞅和韩非看来，法既是“公”，代表了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应具有最高的权威。法就应该具有普遍使用的价值，任何社会成员都不应置身于法外。《商君书》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致大夫、庶人，有不从王命、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商鞅所主张的法的平等适用原则，仅仅是在适用法律上任何人不得例外，而所使用的法律却是不平等的。只要存在等级就不能不再事实上存在法律的特权。此外，法家还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然而，随着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权集中到帝王手中，“为帝王之具”。成为“言最贵者也”，“事最适者也”，成为“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能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的工具。（7）这使帝王具有超越法律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绝对权力，使自己能够为所欲为。在当今社会消灭了等级制、人民当家做主，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被规定在《宪法》里面。在我国，人人都有依法规定权利和义务，没有任何人可以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或置身于法外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