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继儒的文化选择看其文学趣味与文学成就
　　作者：王璇丽  杨鑫
　　摘要：陈继儒是晚明大山人,小品文大家。他对晚明小品文的兴起、发展、风格、价值都有精到的见解.他的文学呈现出对真情至性的崇尚、个性自我的肯定，充满了闲逸生活的追求,意象淡静典雅,意境清逸放旷,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陈继儒山人经营人生肯定个性真情至性
　　陈继儒是晚明著名的“山人”，《四库全书总目》中说道：“道学侈谈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尚幽。”他一生著述颇丰，涉及诗文、戏曲、小说、书法等多个方面，其文长于尺牍序传，隽雅风致，时出新意，取公安派之“信腕直寄，无法为法”的主张，又济复古派的典雅，风格独特。在文学方面他认为文“可以经世，可以出世，可以警世，可以垂世，可以玩世。心口笔舌，自相尔汝，自相师友，岂必南面皋比，麋尾送难载。”这不仅是陈继儒对文学的看法，也是其对人生的看法。
　　一、选择“山人”崇尚闲适
　　晚明时期，资本市场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位，传统的抑商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反思。并且晚明时期由于政治对文人的压制，文人意想通过科举展乾坤之志的想法似乎变得更加的渺茫，于是文人开始投身于山林之中，隐逸之风大盛。在隐逸中经营着自己的人生，修生养性，他们常常悠然于逍遥退步之中，一抒自己的人生情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陈继儒将自己的人生放置于山林之中，成为了一名“山人”。
　　陈继儒生活的吴中地区，隐逸之风尤盛。由于经济的发展，士人们可以通过商业获得更为富足的生活，而且还可以远离案牍之累，隐逸逐渐成为了一种风尚。在他的小品文中有了更多的对隐逸的描写。在《夏日即事》中写道：“吾乘小舟，避暑避客，高柳之下，密芦之侧。眷恋焚香，施簟布席，问拂酒觞，或游翰墨。酒罢科头，山前月白。”诗中抒发了他渔樵耕读闲逸自适的生活，悠游自在让人好生羡慕。他有隐士之名，却无无清贫寂寞之苦，有贵人的荣华，却没有案牍的辛劳。陈继儒，一个没有温饱之忧的士人，在隐逸时就多了几分游刃有余，多了几分洒脱。在他的作品中，看到的是隐逸的悠然，建立的是一种别样的人生意味。他将自己的人生重点放置于庙堂之外，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清晰的看到，着重体现了一种生活无忧。他自己曾说：“性好山水，既不能如焦先、孙登露寝窟舍，又不欲如戴逵、陶宏景、郗氏办百万资，梁武起第，月给茯苓白蜜，但与九峰披剔岩窟，发除榛莽，结草堂药室以为居。”隐逸山林的悠闲和恬淡，托生出许多对人生的见解。他在《岩栖幽事》中写到：“三月茶笋尖肥，梅花未困；九月莼鲈正美，酒新香。胜客晴窗，出古人法书名画，焚香评赏，无过此事。”对闲适生活的向往是陈继儒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一个主要方面。由此可见，“山人”对陈继儒来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身份，而是一种经营人生的方式，隐逸此时已经作为了一种人生自觉的选择，士人在隐逸中获得一种适世的享乐惬意。
　　对闲适生活的追求显示的是对人个性的崇尚，对生命本体的体认。他们在闲适的生活的中细细体味生活的真味，沉湎在这这样的悠闲中体味其中的真趣。希望在山林中寻找到生命的本真，也为自己满腔的乾坤之志寻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对象。“山人”们真正追求的是人的内在精神与自然的结合，对本性的自热回归。在营造了惬意的隐居之所的同时，创造了乐山乐水进而怡养性情的境界。
　　二、重视现世，经营人生
　　陈继儒一生著录颇丰，这其中不乏有很多是谋生之作，例如其《妮古录》、《珍珠船》等一些鉴赏古玩、字画的作品，他因此受到了一些批判，认为其已隐居于山林，得了隐士之名，却有经常周旋于官绅之间，诟病者认为隐士就要声闻不彰，息影与山林之中，不应该身在江海之上而心居魏阙之下，以至于在《四库全书总目逸民史》中认为陈继儒：“并非高逸者，皆滥入者，未免择之不精也。”不可否认，陈继儒的谋生之作在文学价值确实值得商榷，但在晚明特殊的社会状况中却有特特殊的意义。
　　晚明时期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较高的阶段，文人开始了于传统相异的改变，那就是学会了“经营人生”。这些谋生文字带来的润笔之资是陈继儒一生中主要的经济来源,终其一生都未辍而不作。陈继儒在《陈眉公全集》中曾经对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吾家希夷，尝揽镜掀鬓笑曰：‘非帝则仙。’赵辅国问径山钦禅师：‘弟子欲出家，得否。’钦喝云：‘出家乃大丈夫事，岂将相所能为’,说者谓具帝王福，然后可证神仙果，余谓不然，汉武帝何人也，西王母且以骨浊胎浊呵之，则下此将相又可知矣。当时，东方一岁星，日在殿庭中嘲悔调笑，武帝眼中不识，而乃从文成五利辈，索长生不死之术，非浊而何？今真人列仙，无日不游行人间，而士大夫为黄白女儿所愚，未尝学生，先学造死，转蜣丸与屠羊肆，岂不相去万万哉。”陈眉公认为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一些人一心只希望得到成仙，向往那飘忽而不可及的生活，反而将现实生活遗忘了，还常常假托道学之口以掩饰自己的居心，并不了解道家哲学的真谛和关键，只一味追求那遥不可及的生活。要想真正“真人列仙”那么就需要真正体味人间的真谛，“真人列仙”就在人间，要学会生活，才能真正体悟到逍遥的真谛。陈继儒在此将道家飘渺的哲学和现实的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提倡人们重视现实的生活，而不是沉迷于飘渺不可及的幻化之中。
　　在《小窗幽记》中陈眉公多次提到，人要注重现世的生活，要顺应自己的心性，看重现在，而不去追求那飘渺的未来，要及时行乐，快乐与否，仅仅在于自己的心间，如果能顺应社会、顺应自己的心境，就必然会获得快乐，而且这样的快乐没有必要掩饰，这是人性的表张。“无事而忧对景不乐，即自家而不知是何缘故，这便是一座活地狱，更说什么铜床铁柱，剑树刀山也。一杯酒留万世名，不如生前一杯酒，自身行乐耳，遑恤其他，百年人做千年调，至今谁是百年人？一棺戟身万事都已。”陈眉公毫不掩饰其对声色欲望的喜爱和追求，在他作品中也从不避讳对这个话题，“真放肆不再饮酒高歌，假矜持偏于大庭卖弄。”“认得当下真，是以常寻乐地。”“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陈眉公认为正是这种声色的享受才是真性情的表现，人生在就要活的真实坦率，不能骄矜在虚假的名声中。由此可以看出陈眉公对真情至性的崇尚。他在认真经营自己的人生，以追求真性情作为人生意义的真谛。并且，在文中陈眉公充满了自信，不论是对自己的文字还是对自己的生活都充满了扬扬的信心，在《书避暑》中云:“我有一草堂,南洞庭月,北峨嵋雪,东太岱松,西潇湘竹”平淡中充满了满足的自信。在他的小品里更是自在地表现自己的家园,在闲淡自如、风雅幽默的文字中显示其个性色彩，这是一种对自我人生的肯定，对自我人生追求的肯定。
　　三、肯定自我，转变文学风尚
　　晚明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城市和市镇空前的繁荣。这样畸形发展的社会中，士人受到了市民文化和城市风俗的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都开始向世俗化转变。自魏晋时期开始，士人们都追求一种超尘拔俗、远离世俗的生活方式，往往都有一种凌驾于世俗之上的气格。唐代，商品经济和城市进程比魏晋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市民阶层也进一步壮大，但是士大夫们还是偏向传统的超凡脱俗的生活取向。随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空前繁荣和发展，晚明的知识分子在市民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卷入世俗化的潮流理，世俗化成为了一种流行和风尚，把追求高雅看做是迂腐疏阔，而以入俗为风尚。
　　从明代建立之初到成化的百余年间，是程朱理学的统治时代，“士大夫视周、程、朱子之说，如四体然，唯恐伤之。”哲学思潮在弘治年间转变，此时社会危机加强，社会矛盾激化，危及明王朝的统治。王守仁的“良知”思想开始萌芽，把天理融入人心，宣扬“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提升了意识的作用和主体精神，强调以自我的意识和头脑为本体，来审视一切。这使士大夫回归到了一直被他们忽略的性灵和本体上来。其后王守仁的弟子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说，指出了百姓的温饱问题和生存权利，肯定了人对物质生活需求和合理性和人欲的合理性，它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将人欲和百姓的提高到了“天理”的高度。李贽更是毫不避讳的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也。”使当时的哲学思潮和民生世俗日益贴近，这也是陈继儒在文学中倡导经营人生的原因之一。
　　纵观其全部创作，小品文在其作品中占有较大的分量。在正统观念看来，小品文只是休闲娱性之作，只是文人生活的点缀。但是在陈眉公的作品中，小品文成为了其对真情至性的追求。他为“诗人满天下而性情之言希矣”感到遗憾,认为“文患不真耳”,其为文袒露真情,力戒虚伪。他宣称自己“宁为真丈夫,不为假道学。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小品文形式短小，在文体上没有过多的要求，作为一种非传统的体裁更便于表达个人的性情。在晚明强调个性自我的背景下，使文人们偏向用一种非传统的文体对传统进行反叛，同时小品文所涉内容多世俗化，更能为大众所接受，注重这样的文体在社会中更能够引起普通人的接受，这也是一种经营人生的方式，更重视的是小品文的教化作用，注重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陈继儒作《书葛道人》高扬葛成挺身而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在《陈眉公全集》中他对屈原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对阮籍的选择表达了深刻的理解。从其小品文中可以看到，谋生之所是无奈而为，人只有生存在这现实生活中才有了谈论一切的基础，不然一切都是空想。陈眉公在其中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没有因为成为一名隐士而全心归隐。
　　陈继儒在晚明特殊的社会适时的经营着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对历史发展的顺应，也是对社会政治的抵抗，他的人生选择使他的生活游刃有余，也使他的文学具有了别样的特色，在不略文学传统价值意义的同时，更期望人们能在他的文字中“学生”，重视自己的人生，经营自己的人生，方为寻找人生真谛之关键。